胡泳 新媒介批评者
《中国青年报》的率先大规模曝光，把山东临沂杨永信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拉到了聚光灯下。这位自称“快乐使者”的“全国戒网专家”，将绝大部分都是被骗来并强迫接受治疗的孩子的太阳穴或手指接通电极，以纠正他们的“走偏”行为(在网戒中心是专用语，指走上邪路、染上网瘾等)，把他们再造为“精品”(另一个专用语，意指改造成功的孩子)。
所谓“网瘾”，全名叫做网络成瘾，据称是指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表现为对网络的再度使用产生强烈的欲望，停止或减少网络使用时出现戒断反应，同时可伴有精神及躯体症状。有专家给出过惊人的数字：有网瘾的和有网瘾倾向的青少年加起来差不多达到2000万人。如此吓人的数字，使得杨永信在他的博客上称，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网瘾的蔓延，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后果，会让整个中华民族“断子绝孙”，会让美国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叫嚣的“不战而胜”变成现实，会让中国文化在网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消失！
事情到了这样的高度，全党全国不能不高度重视了。遗憾的是，这些专家们至今连什么是网瘾都说不清。2008年11月8日，全球第一部《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我国通过专家论证，网瘾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其界定中一项量化的指标是每天连续使用网络达到或超过6小时，且这种症状达到或超过3个月。我们很容易估算，现在上网时间能达到一天6小时的，基本都是80后和90后，也就是30岁以下的人群。专家们又说了，因为工作关系每天面对电脑10小时以上的不算，再减去20岁以上有工作的——结论出来了：这个所谓的“诊断标准”主要针对的是还在读书的学生。
这样的国家标准是不是有点可笑？由于标准缺乏权威，各种网瘾治疗中心普遍存在为了招徕客户而把判定网瘾标准降低的利益驱动现象，这必将导致界定的滥用。据报道，目前的操作是只要家长认定孩子有网瘾，就可以得到网瘾治疗中心的认可，而家长本身是很容易被说服的。
杨永信网戒中心曾在其网站上推出自己的标准测试题，题目非常不规范，即使都选择最低程度，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果竟然是44分，结论极为荒唐：“由于因特网的存在，你正越来越频繁地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应该认真考虑他们对你生活的全部影响。”
上图与文章无关
但就是这样不专业的网瘾界定，却一点也不妨碍媒体连篇累牍地描绘成瘾孩子令人担忧的场景，以及那些破碎的家庭，破碎的生活，破碎的工作……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魔鬼般的电脑网络。它也不妨碍全国各地如蘑菇涌现的网戒中心，每月向家长收取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的住院治疗费治疗所谓网瘾孩子，甚至还有成为一种新兴行业的趋势。有的地方人大代表还建言政府拨专款设立网瘾戒除中心。
可是，不知我们的社会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在网瘾的界定和治疗都缺乏标准的情况下，某些戒治手段可能带走了网瘾，但却为孩子们带来了更为可怕的心魔。把各种精神疾病的治疗手段用在所谓的“网瘾少年”身上，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我们要问，又是谁给予某些成年人以权力，让他们可以限制孩子的人身自由呢？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变为一个网络化的社会，确立网瘾标准的人，无论是医生、家长还是人大代表和官员，他们有能力认知社会将要经历的令人困惑的变化吗？网络势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穿透一切、同时不再引人注目的力量。试图把获得更多联机时间的行为界定为一种精神疾病，将与现实严重脱节。因为，网络将停留在我们身边，它将成为我们同他人联系、看电视、读报纸、检查交通和气象、准备工作报告、打电话和买东西的手段。它将变得无处不在，也许会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呼吸也是上瘾的。
从中国和美国网民的年龄构成对比中可以发现，两国在16～24岁这个年龄段上网人群比例差别并不大，但是在35～44岁以及55～64岁这两个年龄段，美国是中国的两到三倍。这可以解释，在中国，成年人对孩子使用网络感到不安的部分原因，是源于他们对于孩子手中所握有的新工具感到不安，尤其是源于他们自己根本不了解新科技。许多负面的媒体报道，更扩大了这种焦虑紧张，即使网络上仅有0.5%的内容属于暴力或性，也无法让成年人释怀。很多情况下长辈夸大了网瘾效应，出现反科技的偏见情结，归根结底是因为新科技通常是父母无法完全了解或管理的。
必须指出，大肆夸大所谓网络成瘾，特别是臆造所谓“网魔”的罪恶形象，是对互联网的诬蔑，是在压抑这个可以给中国社会带来活力的空间，是为着自身利益而在有计划地谋杀互联网，从而也谋杀我们的未来。
